自2010年江蘇睢寧縣在國內首創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系統，開始實行大眾信用信息分值，全市114萬人每年根據分數被劃為四個信用等級，然后享受不同“社會待遇”，比如A級者在入學、就業、低保、社會救助等方面優先照顧。但是運行四年來民眾竟然渾然不知，直至如今陷入公權侵犯私權的輿論漩渦。(7月2日，新京報)
近年來誠信問題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，睢寧縣探討此類做法的初衷看似“無可厚非”。雖然初期取得了一些實際效果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。但是更加具有爭議的焦點是依靠公權建立的“征信體系”，是否系統全面，是否與法律法規“背道而馳”，是否能做到對所有公眾“一視同仁”的征信效果？
至少部分條款看起來并不盡顯公平，比如對于“獲得信用加分可優先低保評選等款項”。低保針對的是一些低收入群眾，跟個人信用程度何關？這種“先入為主”的定性低保對象必須是信用條件較好的群眾，必將弱化公平，損害居民的基本權利。靠“信用評級”作為一切工作的標準和出發點，看似并不那么靠譜。原因在于政府看待問題的特定思維必然與群眾利益訴求“相差甚遠”。
而相比其他的扣分項目，比如“圍堵沖擊黨政機關、企業、工地、纏訪、鬧訪”，“利用網絡、短信誣告他人”。雖然這里面有違法之嫌，但是公民正常的上訪、網絡舉報是不是屬于扣分之列，有違征信條例了？如果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，那么這樣的征信體系又談何作用發揮了？
一個好的公民信用體系，應該服務于市場，以增加群眾福祉為目的。相比政府主導，自籌自建的“征信體系”，必然會有不全面的“先天不足”。而建議由第三方作為信用評級的建設單位，但現實情況是“萬中挑一”的信用評價單位不復存在。我國的NGO組織自治能力較弱，靠政府財政“輸血”的公共組織不在少數，這樣由政府發端和引導的征信體系便陷入惡性循環中的“原地踏步”。
可見“信用評級”并不是萬能的“特效藥”。不能認為制定了“信用評級”，所有的工作都能“萬事大吉”。什么樣的工作標準都可以“信用評級”為依據，而不顧與法律法規的相抵觸，這樣的征信條例必然無助于經濟民生工作改善。而靠政府自建的“信用評級”，并無權力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分配和隨意剝奪。
